科技.人文联合讲座/书写台湾的人性尊严

科技.人文联合讲座/书写台湾的人性尊严

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受奖演说题目为「优美日本的我」,这是日本人初次对世界各国宣示大和民族的审美心灵。「优美日本的我」是中文直译,实际意义则是川端康成自身诠释日本美感形成历程的篇章,裕仁天皇接见他,媒体大为报导。

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,亚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那时候我还在读幼稚园,台湾处于戒严时期,懵懂的岁月。第三位则是大江健三郎,当时我在日本留学,日本人对于这位反战文学家获奖的心情十分复杂,他曾公然指出如果天皇制度存在,绝不接受文化勋章。他直接了当地批判日本政治体制,让一些日本人心灵受到刺伤。他更明确意识到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差异:日本是耻的文化,西洋是罪的文化。前后两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一个对于形塑自己文学土壤的母国文化给予赞赏,一位则是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采取反省精神,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。

在中文世界,亚洲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为高行健的二○○○年,当时我在巴黎念书,周遭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嗤之以鼻,却提不出什么观点。面对这位六四天安门事件自我放逐的作家,中国大陆政府闷不吭声,丝毫高兴不起来。二○一一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奖,但是他的作品内部却依然充满着对现实的讽刺,对于卑微者投以悲悯之情。

不论哪一个作家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写作,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,往往站在对于作家如何凝视人性的观点来反省人的尊严与价值。

台湾这块岛屿从大航海时代以来,渡越惊涛骇浪,除了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之外,也有壮阔的移民血泪、卑微到极点而凭着生存意志冒险渡海来台。在这里有民变、族群冲突、异族窥视与统治,还有悲壮的民族反抗史、压抑的政治沉闷时代。「悲情城市」让我们看到战争时代下的无奈,「赛德克.巴莱」则是抗暴的悲壮史诗。

台湾的文化工作者从许多故事、现实感动或者未来期许中,寻找灵感来创造出时代的烙印与鲜明的故事。相较于这些深刻的反省,一般人常以被外国人肯定为荣,喜欢为这些人被肯定者冠上「台湾之光」,如被批评则不以为然地反击。

的确,这些人的努力与成就使得台湾被世界看到,但是话又说回来,这种观点多少不自觉地流露出弱势文化的情感。文化的存在价值与深度在于历史不断淬链,我们期待更多默默为这块土地奉献者所创造出的人性尊严,丰富台湾文化的厚度。我们不一定需要「台湾之光」,而是动人的人性尊严与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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