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法官对宪法闭上了眼睛

大法官对宪法闭上了眼睛

大法官黄虹霞写的每份意见书,一向风格独具,她最近提出的七九三号解释协同意见书,更是一篇罕见奇文。

奇文原因之一是:她的意见书共廿八页,其中十八页全在条列式汇整国民党确有不当党产与附随组织的资料;随意见书提出的附件更多达一百七十页,全是有关国民党党产的报章杂志剪报与立监院公报等文献档案。

可见黄大法官搜集资料之勤,以及证明国民党确有不当党产之切,犹胜于党产会。但北高行法官声请释宪,是认为党产条例有违宪疑义,并未否认国民党有不当党产,国民党有不当党产与附随组织,既非法官的审判争点,亦非大法官的释宪争点,黄虹霞不辞辛劳动手动脚找资料,所为何来?

原因之二是:法官得声请释宪,明文载诸「大法官审理案件法」,以及后年生效实施的「宪法诉讼法」,但黄虹霞却在意见书中认为「法官声请释宪非法所明定」,甚至疑虑法官声请释宪,可能与法官中立原则冲突,可能侵犯立法权与行政权,也可能逾越司法权;黄虹霞对权力分立的认知,显然也与众不同。

原因之三是:意见书是宪法解释,不是政治评论,但黄虹霞在意见书中却有这样的文字:「中国国民党请言而有信,依承诺捐出党产,不要为难贵党有心有为的从政同志」,她更引蒋经国在日记中所写「看见文儿(蒋孝文)…之病态…现在要以很多钱去养…对老百姓无法交待」文字,呼吁国民党若将党产归零, 「不但应为蒋经国先生所乐见,且有希望因而增加民意之支持」;但这些文字与宪法解释何关?干大法官何事?大法官何以如此「脱轨」,实在令人困惑。

但不仅个别大法官让人困惑,许多人对七九三号解释也有困惑。例如,大法官以「功能最适原则」与「未侵犯权力核心领域」,来解释党产条例未违背权力分立原则。但财产权禁制涉及「基本权的重要性」,党产会以行政处分即可遂行财产权禁制,其目的虽是为了「公益重要性」,但基本权与公益孰重?以侵犯基本权的代价去遂行公益目的,符合比例原则吗?

况且,若党产会处分不当党产符合功能最适原则,依此逻辑,任何犯罪惩处岂不都是行政机关功能最适,行政保留应该高于法律保留?再加上,财产权禁制是法院的「典型任务」,但大法官却以另有司法救济而未侵犯司法权核心领域的理由,替党产会恣意滥权开脱,如此推论,还有正当法律程序可言吗?

再例如,大法官将国民党过去附随组织与现在附随组织「不等者等之」,理由是若不如此,将妨碍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处理。但过去附随组织虽有「前科」,却早已「从良」卅多年,如果为了便利党产会权力行使,难道就必须被迫「牺牲小我,完成大我」?过去管训流氓的标准是,一日流氓,终生流氓,即使已无犯罪事实,也动辄会被移送管训,党产会对过去附随组织,难道也如此看待?但台湾并非断裂式的转型,大法官何以会替断裂式的转型正义政策背书?

由此可知,大法官七九三号解释「对宪法闭上了眼睛,而只看得见法律」(John Marshall语),让人想起二○○○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「布希诉高尔案」判决后,有宪法学者感慨「如果还有人对最高法院保持乐观的话,这个案件的裁决应该让他们清醒了」,这句话似乎也适用于七九三号解释后的台湾大法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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